中国民国篆刻简史
民国篆刻(1912-1948)是晚清篆刻艺术走向顶峰之后，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，中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，人们的思想更为活跃，但由于军阀割据，内战和外战频频，使民国时期的篆刻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因素。但清代篆刻名家进入了民国，为民国的篆刻艺术发展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，吴昌硕就是从清末进入民国的最后一位大师，他在民国生活了15年。这正是晚年的吴昌硕篆刻艺术成熟阶段，对民国印坛起到一个领袖的作用。他的弟子有：赵石、陈衡恪、徐新周、李苦李、赵云壑、陈半丁、诸乐三、王个簃、沙孟海、谭建丞等。私淑弟子那就更多了，如来楚生等，这些人都成为民国时期的印坛的主将，这个时期，处于衰落时期的“浙派”也涌现出王褆、唐醉石等具有代表性的大家。赵时棡也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。二十年代末，印坛称吴昌硕、赵时棡、王褆为鼎足三立者。在国民时期能与吴昌硕匹敌者，唯湘潭齐白石，堪称一代宗师。
(1) 齐白石
齐白石(1863-1957)原名纯芝，后改名璜、字渭清，号白石老人、木居士、木人、老木、杏子坞老民、星塘老屋后人、湘上老农、齐大、寄园、寄萍、老萍、萍翁、寄萍堂主人、借山吟馆主者、借山翁、三百石印富翁等，湖南湘潭人。曾入王湘绮门习诗文，诗、书、画、印皆精。齐白石的篆刻艺术的发展，他在《白石印章》自跋中写得很详细，云：“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，最初自刻名字印，友人黎松庵借以丁、黄印谱原拓本，得其门径。后数年得《二金蝶堂印谱》，方知老实为本，疏密自然，乃一变。再后喜《天发神谶碑》，刀法一变。再后喜《三公山碑》，篆法一变。最后喜秦权，纵横平直，一任自然，又一大变。”由此而知齐白石于治印风格变迁的过程。齐白石早年刻印以浙派碎刀短切法，章法匀称，平整浑厚。1917年齐白石定居北京以后，得《天发神谶碑》的喜示，一变浙派碎刀短切法的慢刀、用单刀长冲刀法直冲，刻印石如快剑斩蛟，气势爽利，决不削改，纵横弛聘，痛快淋漓，浑然天成。追求一种犀利老辣、气势豪迈的艺术境界。他的印章文字的篆法，吸取《天发神谶碑》用笔方入尖出和赵之谦“丁文慰”一印的风格，将圆转的线条变成方折的线条，其篆法大胆作隶化楷化处理，意趣稚拙。他的章法布局，十分独特，疏密参差，虚实呼应，线条粗细不匀,多富变化，顾盼挹让，欹正相生，气脉连贯，一洗过去治印风格。齐白石终于在他60岁成功地进行了“衰年变法”，刻意求变。在70岁时确立迅猛酣畅，大气磅礴， 雄壮豪辣的印风，这可谓是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。他以独特的风格形成了“齐派”篆刻艺术，成为一代宗师(如图115)。齐白石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，其篆刻得其传者有刘叔度、刘冰庵、陈大羽、李立等。来源书法屋，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。
(2) 赵时棡
赵时棡(1874-1945)，原名润祥，字献忱，后易名时棡，字叔孺，晚号二弩老人，浙江鄞县人。擅书法四体，尤工篆隶，以画马及花鸟最佳。篆刻以赵之谦为师，所作印章精谨超逸，工细典雅。清末民初之际，与吴昌硕并称一时，有“瑜亮”之誉。所刻朱文印，多采用展势，笔画放开，疏密相间，篆法圆转遒劲，隽永流畅，用刀精细，富有金石味。他刻古玺印尤佳，对宋元时期的圆朱文的研究发展有重要贡献(如图116)。此外精于鉴赏，收藏商周铜器很多，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。赵时棡还是一位艺术教育家，及室弟子五十多人。卓有成效者有陈巨来、沙孟海、叶潞渊、方介堪、张鲁庵、徐邦达等，辑有《二驽精舍印赏》、《二驽精舍藏印》、《汉印分韵补》、《二驽精舍印谱》等，撰有《汉印文分韵补》，1953年出版有《二驽老人遗印》。
(3) 王褆
王褆(1880-1960)，原名寿祺，号维季，字福庵，别号印佣，晚号持默老人，浙江余杭县人。父为晚清进士，幼承家学，早年能绘画，精刻砚，30岁后专攻书法篆刻，对金石、古文字颇有研究，曾聘为故宫博物馆顾问，对清宫所藏金石书画等文物参与鉴定评审，大开眼界。1904年王褆与唐源邺、叶铭、丁仁、吴隐创建西泠印社，力挽“浙派”篆刻艺术颓势，于“浙派”印学有传薪之劳，时称与吴昌硕、赵时棡鼎足三立。他的篆刻初师浙派兼及皖派和吴熙载、赵之谦诸家，上溯秦汉，白文得铸、凿之法，朱文崇尚先秦古玺，旁及泉、布、瓴、甓等。他的篆刻严谨工稳，飘逸流畅，整饬处显其凝重，有苍老浑厚之致，于茂密中见灵动，从笔意、布白、刀法十分契合，自成一家面目。他所刻边款各种书体俱备，独标清丽，刻款如碑版，笔意力求拙重，后世学人称之为：“新浙派”(如图117)。他的弟子中有成就者如：顿立夫、韩登庵、吴朴堂、谈月色(女)等人。著有《说文部首检异》、《麋砚斋作篆通假》，出版有《福庵书说文部首》、《福庵藏印》、《麋砚斋印存》等。
(4) 唐源邺
唐源邺，(1886-1969)字季侯，号醉龙、醉农，别署醉石山农、醉翁、醉石，湖南长沙人。自幼父母双亡，依外祖父宦游居杭州，外祖父为前清翰林，工金石书画，唐源邺受其影响，博古多识，秦汉碑碣一入其目，真伪立判。善画，工书法，静穆古雅，精篆刻。早岁师从娄县张定，以周秦两汉印入手，规方摹圆，不容失之法度，浑厚庄重。他的印风受“西泠八家”影响颇深，于陈鸿寿、赵之琛两家最为用力。得陈之超逸简古，擅切刀法，纵肆爽利;取赵之挺拔工整，在民国时期有相当影响(如图118)。1904年，年仅弱冠的唐源邺与王褆等于杭州创建西冷印社，遂后并得其外祖父支持，将其西湖山的一处别墅赠作印社。其篆刻与王褆各领风骚，当在伯仲之间，为民国印坛有响的篆刻家之一，出版有《醉石山农印稿》。来源书法屋，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。
(5) 赵石
赵石(1874-1933)，字古泥，一字石农，晚号泥道人，江苏常熟人。幼时家贫，父母双亡，仅入私塾三年，曾一度去寒山寺出家当和尚，未果。后随同乡李虞章学治印，遂又将赵石介绍给吴昌硕，吴昌硕推荐到当地名儒沈石友家一边治石刻砚，一边学习。沈氏为他讲解古物书画、诗文，为时三载。其间为沈氏刻砚铭一百多方，大部分为吴昌硕手笔。可谓砚中珍品，赵石刻印，受吴昌硕指授最多，得力于封泥，印文融石鼓、小篆、汉碑额、缪篆于一体，风貌朴茂厚重，气雄力健，苍劲奔放，后将圆笔变为方笔，形成自己的面目，成为虞山一派。其女赵林、邓散木传其衣钵，自辑有《拜缶庐印存》(四十卷)、《赵古泥印存》、《泥道人印存》。
一
、先秦玺印(起源)
印章产生于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，最早的玺印出土于安阳殷墟，共三枚，铜制，为商代实物。
“亚”形边框是商代金文的通常形式，文字大多不可辨识，估计是商代金文中的族徽，讲究对称的画面。
“田”字形的界格，古朴的钮，这一切都战国玺印的先声。
战国时代，国家机器发达，秦国律令规定：“有事请也，必以书，毋口请，毋羁请。”书面报告的目的是为了稽查和问责，在这中情况下，防诈伪的需要就更为迫切，玺印迅速普及，不仅大大小小的官吏有玺印，就是形形式式的个人也有玺印，蔡邕《独断》云：“玺者印也，印者信也，古者尊卑共之。”无论尊卑，大家都用玺印，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实物。
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篆刻的历史一般就是从战国玺印开始的。
战国时代，诸侯力政，不统于王，什么是事情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，反映在玺印上也是如此，根据需要，根据爱好，各行其事，变化很大。
1.就形制大小来说：分为烙马印、烙木印、仓廪印(仓：谷仓|方，廪：米仓|圆)等一些专用玺印和陶质玺印的形制较大，如燕国烙马印“日庚都萃车马”为6.6*6.9厘米，。一般的官印和私玺则比较小，约在2厘米见方左右，小的只有1-1.4厘米见方左右。
2.就印面的格式来说：有方正、扁方、长方、圆形、椭圆、半椭圆、八边形、圭形等，甚至还有很多特殊的形状，例如：有一印分为四体，作四小方形者;有一印分为三体，作一三角、一方、一圆者;有一印分为三体，作三小圆形者;有一印分为三体，作三小三角形者;有外作棱形中套一正方形者;有外作圆形中套一正方形者;有双圈连环者等等。“种种诡异，非见印拓，难以言状”。
3.就内容来说：有官名、私名、成语(如“得志”、“敬事”、“行吉”、“眉寿”等等)，因为都是吉利的词语，所以又称吉语印。还有图案，如任务、鸟兽、车骑、四灵(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)、驼、羊、雁等等，被称作肖形印。这些图案大多有消灾得福的寓意，作用与吉语印相同。
4.就印文形式来说：根据不同用途，分朱文、白文两类，一般来说，烙印都用朱文，这类印的背部呈管状，可安装木柄，印面加热后在物体上烙印，以区别被烙之物的职能、类别和所属情况等。公文函牍为了保密，都要加上封检，用绳子绑缚，结绳处加以封泥，在封泥上盖印以保证不被人启封。封泥的印迹朱文比较清晰，因此，官印一般都是白文。近年西安北郊章台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秦代封泥，有200多种，中央官印有150多种，有地名的郡县官印50多种，形制都在1.6*1.6厘米至2.2*2.2厘米之间，全是朱文。私印的形式比较多，朱文和白文都有，而且还有朱白文相间的，在一方印中，右半印两字白文，左半印一字或两字为朱文，一阴一阳，一实一虚，在阴阳虚实中追求对称和均衡，使印面的视觉效果更佳丰富和华丽。
5.就字体来说：有的疑似金文，如“单佑都庚王卩鍴”，线条粗细不等，浑厚苍茫，结体圆转，大小不一。更多的疑似大篆，如“将军之玺”等，线条粗细均匀，结体比较规整。战国时期，字体变化剧烈，同样一个字，各国写法不同，即使是同一个人的玺印，也有繁简变化。例如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70号墓出土的两方玉印，为秦昭襄王时物，内容相同，一方“泠贤”，屈曲缭绕，接近后来的小篆，另一方“泠贤”横平竖直，字形简化，接近后来的隶书。
总而言之，战国古金无论大小、格式、印文、字体等都是形式多样，百花齐放，各显纷呈，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为后来的篆刻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借鉴对象。明以后篆刻系列始终以“印宗秦汉” 为主张，其中之“秦”主要就是指这部分战国古玺。
二、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印章(旺盛期)
1.秦印的形制。一般来说方印都有边框，中间或以直线、或以十字线相隔，长方形(半边印)多用“日”字格，圆形印也多用边框式隔线。
2.汉朝时期，国家有了专门的铸印机构，官印在汉武帝时订出了各种规定，诸侯王叫“玺”，列候叫“印”，丞相大将军叫“章”，在材质和绶带颜色上也有各种等级区别，相当于现在军队中的“军衔”。
3.西汉初期
官印的形制基本上承袭秦代，如白文印有边栏，有界格，一直到西汉中期，这种形式才被取消。在制作上，秦代官印多出于凿刻，西汉官印多才采用铸制，铸制比凿刻更显得从容，字形可以仔细安排，因此分间布白更加匀称。西汉中期开始，分书逐渐成熟，相比篆书，笔画大量省略，汉印受此影响，整体造型比秦印更加简洁、方整、大气。
4.新莽时期
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强调复古，印章也竭力以小篆入印。但是，小篆形长，用到方形的印面上，就不能像西汉时期的那种以四个字为主，一般不得少于五个字，五个字以上的印文可以处理成三行，每行两字，每个字才可以写成长形的小篆。因此新莽时期的官印没有四个字的，官爵名称如果不足五个字的，就辅以“印”、“章”、“之印”、“之印章”，使印文凑足在五字以上。
新莽时期官印多用范铸，制作精湛，线条粗细一致，结体分间布白严格遵照等分和对称的原则，与小篆非常接近。
5.东汉
多为凿刻，加强了用刀的意趣，线条两端雄奇角出，使方整的形体显得特别刚劲。凿印中有些率意的作品，篆法和章法天真烂漫，别具一格，开启了魏晋南北朝的凿印风格。
6.魏晋南北朝时期
因战争不断，官吏任免变动频繁，铸印太费时间，因此官印大多皆为凿刻。与东汉相比，更加急就，单刀完成，线条挺细，结体顾不上横平竖直分间布白也疏疏密密，参差错落，急就中表现出真率，真率中流露出天趣。
总而言之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印章很流行，它的表现形式很多，表现方法很丰富，这些方法和形式对后代篆刻艺术发展有很大影响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：鸟虫书、边栏装饰、朱白文相间、印纽。
鸟虫书：始于春秋时期的金文，强调线条修饰，或在两端添加各种鸟形，或让线条像虫(蛇的本字)一样屈曲盘旋。鸟虫书进入印章始于战国，到汉代就越来越复杂，出现了鱼、龙、虎等图形，笔势回环缭绕，印面富丽堂皇。
鸟虫书：始于春秋时期的金文，强调线条修饰，或在两端添加各种鸟形，或让线条像虫(蛇的本字)一样屈曲盘旋。鸟虫书进入印章始于战国，到汉代就越来越复杂，出现了鱼、龙、虎等图形，笔势回环缭绕，印面富丽堂皇。
印纽：印章从一开始就是实用之物，随身佩带，一般都带有绶带的纽孔，纽的的式样在战国古玺上就比较讲究了，有台纽、瓦纽、桥纽等，到秦汉时代式样更多，有泉、龙、凤、螭(chī)、蛇、虎、龟、驼、亭、环、鼻、覆斗、提梁等等，丰富多彩，穷极变化。
总结：
秦汉魏晋南北朝在篆刻史上都属于一个时期，它们的共同特点有二：
1.不论字体怎么变化，简单或者复杂，工整或者草率，都是在篆书基础上的变形，都属于篆书系统。
2.印文都以白文为主。
这两点既不同于先前的战国，又不同于后来的隋唐宋，是这一时期印章独有的特征。
三、隋唐宋印章(颓废期)
明代朱简在《印经》中说：“印起于商、周、秦，盛于汉，滥于六朝，而沦于唐宋”。战国玺印百花齐放，文字岐形，风格奇古，秦朝书同文，开创了平整大气的印风，汉代将此推向极致，魏晋南北朝时流行急就，痛快淋漓，天真烂漫。隋唐以后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另辟蹊径，印风不为历来研究者所看好，非议很多，但是从创新的角度来看，它们不拘一格的奇奇怪怪，又会给人丰富的遐想和启发。
隋唐宋时期的官印形制和风格面貌变化很大，促使这些变化的原因有三个。
第一，秦汉时代的印章多用于封泥，为了印迹清晰，不得不以白文为主，南北朝以后，书写材料主要是纸和绢，木制或囊制的封检不需要了，封泥随之被废弃，印章开始剿蘸上朱砂或墨直接盖在纸绢上，这时候如果是白文的话，因为受色面积太大，不易均匀，所以只好变白文为朱文，隋唐宋的官印基本都是朱文。
第二，隋代开始，官印不再身佩，改由官府保管，这样的话，印面就可以加大，显示气派。汉魏官印一般在2.3-2.5cm之间。隋代官印一般在4.5-5.5cm之间，整整大了一倍还多。印面扩大了，印文又不得不用朱文，而朱文的笔画不能像满白文那样无限加粗，结果为了避免印面的空疏，只好以弯弯曲曲的线条来充盈印面，隋唐官印基本如此，宋人觉得还不够，干脆弯曲以后再折叠起来，一叠两叠三叠，印面越疏，叠得越多。这种字体被称为“九叠篆”。
第三，隋唐宋时期，篆书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一般人不认识篆书，书法家也很少写篆书，因此入印的篆书往往兼杂着分书和楷书，奇诡有余，醇厚不足。到宋代，地方性的政务机构，为了让大家认识印文，干脆以楷书入印，这种楷书印没有九叠篆的神秘奇诡，并且消减了楷书的方折和波磔，章法也随意安排，轻松活泼，自然天真，为当时及后来的花押印开了先声。
综观隋唐宋的官印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完全不同，别开一种生面。再就私印来说，六朝以后纸绢绘画迅速发展，印章开始与书画结缘。宋代，文人画兴起，诗书画合一的必然趋势是诗书画印的结合，印章越来越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，宋代开始，鉴藏印和书画款印逐渐兴起并蔚然成风。
四、元代篆刻(文人印的开始)
元代以前，无论官印私印都是实用，即使私印中的鉴藏印和名款印已有艺术化的倾向，但主要还是以实用为主。而且，元以前的印章基本上都是由专门的工匠铸凿的，没有文人士大夫参与。元以后，这两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变，印章的刻制主要是文人士大夫，他们用艺术的眼光对待创作，提出相应的理论，有传统借鉴，有风格追求，使篆刻成为一种自觉的创作行为，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形式。
吾丘衍，1272-1311年，元代金石学家，印学奠基人，浙江开化县华埠镇孔埠人，一作吾衍，清初避孔丘讳，作吾邱衍，字子行，号贞白，又号竹房、竹素，别署真白居士、布衣道士，世称贞白先生，秉性豪放，左目失明，右脚痞跛，行动仍频有风度。元大德四年(1300年)吾丘衍发表了印学基础理论的开山之作《学古编》二卷，上卷为《三十五举》，讨论刻印的篆法和章法，他反对隋唐宋的印，主张回到方正的秦汉玺印。
赵孟頫，1254-1322，字子昂，汉族，号松雪道人，浙江吴兴(今浙江湖州)人。南宋末至元初著名书法家、画家、诗人，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、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。
与吾丘衍同时，赵孟頫也辑有《印史》两卷，提倡古雅，推崇汉魏质朴印风，在创作上致力于朱文印，线条圆润，细劲如玉簪，结体圆转，娴雅清丽，被称为圆朱文。
元代印章的材质以金玉为主，制作分为铸印和凿印两种，铸造麻烦，凿刻也不方便，这样的印材很难为一般人所利用，因此也只能由专门的工匠来制作。
王冕开始以花药石。花药石又称花乳石，质地细腻温润，易于受刃，而且能微妙的反应出用刀的轻重徐疾变化。在花乳石上篆刻，执刀犹如执笔，刻印犹如写字，文人刻印因此找到了方便的法门。从此，篆刻艺术进入了以文人创作为主体的崭新阶段。
元代不足百年，但在篆刻史上完成了从印章到篆刻、从实用到艺术、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，所有这一切都为明代流派篆刻艺术的成熟创造了前提。
五、明代篆刻(张现期)
明代初中期，篆刻艺术比较沉寂，一直到文彭出现，才打破这种局面，万历年间掀起了一空前的高潮。
文彭，苏州人，号三桥，书画家文徽明的长子，篆刻取法秦汉，力矫元人屈曲之失，儒雅醇正，平和沉着。文彭官任南京国子监博士，广泛接触官吏和士人，教授篆刻，培养后进，推广和普及篆刻艺术，是当时公认的印坛领袖，而且促成了印宗秦汉的风气。形成了“三桥(文彭)派”。文彭对诗文、书画、篆刻均有造诣。对六书有深入的研究，和何震主张篆刻必须精通六书，才能入印。他所用牙章，亲自篆写，请南京李石英镌刻。据说在南京时，偶然得到民间雕琢首饰用的灯光石，用来制作印材，篆刻家可以亲自镌刻，既方便又能得到满意的效果。从此冻石之名才被世知，冻石也被篆刻家所广泛采用，给明、清流派篆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。
五、明代篆刻(张现期)
明代初中期，篆刻艺术比较沉寂，一直到文彭出现，才打破这种局面，万历年间掀起了一空前的高潮。
文彭，苏州人，号三桥，书画家文徽明的长子，篆刻取法秦汉，力矫元人屈曲之失，儒雅醇正，平和沉着。文彭官任南京国子监博士，广泛接触官吏和士人，教授篆刻，培养后进，推广和普及篆刻艺术，是当时公认的印坛领袖，而且促成了印宗秦汉的风气。形成了“三桥(文彭)派”。文彭对诗文、书画、篆刻均有造诣。对六书有深入的研究，和何震主张篆刻必须精通六书，才能入印。他所用牙章，亲自篆写，请南京李石英镌刻。据说在南京时，偶然得到民间雕琢首饰用的灯光石，用来制作印材，篆刻家可以亲自镌刻，既方便又能得到满意的效果。从此冻石之名才被世知，冻石也被篆刻家所广泛采用，给明、清流派篆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。
苏宣，号泗水，安徽歙(shè)县人，文彭的学生，缥缃旧业，残碑断碣，无所不窥。所至问奇字者履相错。从此，他直接取法汉印，先后临摹仿刻汉印近千方。又潜心文字结构。最后形成了雄浑朴健的风格，开创了泗水派篆刻，开创“烂铜、剥蚀”印之风，是“印外求印、以书入印”的先人。
明朝后期，篆刻艺术在流派印风的带动下，空前繁荣，篆刻理论也不断走向深入。代表作有周公瑾《印说》、甘旸《印章集说》、徐士达《印法参同》等。明代流派印将中国篆刻艺术推向了，强调个性，反对模拟，主张革新的发展之路。
六、清代篆刻(狂热期)
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事，中断了篆刻艺术的发展进程，明代万历年间的繁荣一去不复返，明朝初期，虽有程遂、林皋等人的努力，但仅仅是维系而已，没有什么发展。到乾隆时代，社会安定，经济繁荣，书画市场形成，篆刻艺术才慢慢恢复元气。先是扬州画派中的高凤翰、金农、汪士慎、郑板桥等人，很快就进入发展辉煌时期，形成浙派与邓派双峰并峙的局面。
丁敬及其浙派：1695-1765年，清代书画家、篆刻家。字敬身，号龙泓山人，浙江钱唐人。曾写诗云“古人篆刻思离群，舒卷浑同岭上云，看到六朝唐宋秒，何曾墨守汉家文”，就是想另辟蹊径，别开生面。正因为丁敬的“离群”思想，才开创了浙派。一是“离”明人庸俗之群，走平正大方之路;二是“离”摹汉泥古之群，走自己创作之路。
西冷八家：丁敬、蒋仁、黄易、奚冈、陈豫仲、陈鸿寿、赵之琛、钱松
邓石如及其邓派
邓石如，1743-1805年，号顽伯，安徽怀宁人。当浙派称雄印坛时，邓石如崛起于长江北面的安徽，并以独特的风貌让世人震惊。明以后，印宗秦汉，一般都走方正平直一路，刚健有余，婀娜不足，邓石如想兼而有之，为此，他的结字造型借鉴书法中遒劲圆转的小篆，圆劲流畅的线条不像刻的，而像写的，笔意很重，因此后人称他是以书入印，“摹印如其书，开古来未发之蕴”。邓派代表人物还有吴熙载(让之)、徐三庚等。
清中期，浙派和邓派将篆刻艺术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。晚清的印坛承其余烈，著名篆刻家在初学阶段几乎都以他们为师，在他们的基础上去开拓去发展去创造新的面貌。晚清印坛的代表人物有赵之谦、黄士陵、吴昌硕。赵之谦，1829-1884年，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、篆刻家。汉族，浙江绍兴人。初字益甫，号冷君;后改字撝(huī)叔，号悲庵、梅庵等。赵之谦诗书画印无一不精，而且无一不开宗立派。在“印从书出”的基础上，强调“印外求印”，广泛借鉴各种出土的金石材料，如六国币铭、秦诏版、汉代镜铭、砖瓦碑刻和封泥等等，最后绝去依傍，在秦汉印风和流派印风之外，自成一家，自主一派。他还大胆吸收汉画像砖和六朝造像文字刻入边款，丰富了边款的技法和形式。
黄士陵，1849-1908年，字牧甫(一作穆甫、穆父)，号倦叟，别号黟山人、黟山病叟、倦叟、倦游窠主，先后又有蜗篆居、延清芬室等斋号。是篆刻“黟山派”开宗大师，晚清时期书画篆刻家。
吴昌硕，1844-1927年，初名俊，又名俊卿，字昌硕，又署仓石、苍石，多别号，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(今湖州市安吉县)人。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，“后海派”代表，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，与任伯年、蒲华、虚谷合称为“清末海派四大家”。他集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为一身，融金石书画为一炉，被誉为“石鼓篆书第一人”、“文人画最后的高峰”。在绘画、书法、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，在诗文、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。
西冷印社(著名金石篆刻研究学术社团)
西泠印社，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(1904年)，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、王福庵、吴隐、叶为铭等召集同人发起创建，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。以“保存金石，研究印学，兼及书画”为宗旨。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、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广国际性的研究印学、书画的民间艺术团体，有“天下第一名社”之誉。
社址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景区孤山南麓，东至白堤，西近西泠桥，北邻里西湖，南接外西湖。占地面积709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750平方米。印社建筑虽然没有传统的纵横格局，但亭台楼阁皆因山势高低而错落有致，一层叠一层，井然有序，堪称江南园林之佳作。 主要建筑有柏堂、竹阁、仰贤亭、还朴精庐等，均挂匾披联，室外摩崖凿石林立，名人墨迹触目可见。内建中国印学博物馆，收藏历代字画、印章多达六千余件。
1961年，印社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认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79年，西泠印社被国家批准为正式出版单位。1999年，由西泠印社筹建的中国印学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。2001年，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09年，由西泠印社领衔申报的“中国篆刻艺术”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1904年，由丁仁、叶铭、吴隐、王福庵等人创办。
1913年，推选吴昌硕为社长。 1993年，赵朴初为社长。
1927年，马衡为社长。 2002年，启功为社长。
1963年，张宗祥为社长。 2011年，饶宗颐为社长。
1979年，沙孟海为社长。
